另外一个近代科学家是华蘅芳（～）他和英国人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

另外一个近代科学家是华蘅芳（～），他和英国人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概率论是他们介绍到中国的，最初译为《决疑数学》。华蘅芳的译文通顺易懂，超过了李善兰的译文。他翻译的英国人赖尔的《地学浅释》中已提到了进化论，但还没有提到达尔文的名字。年在天津武备学堂教数学时，他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个氢气球。

化学家徐寿（～）和李善兰、华蘅芳齐名。他编译过包括《化学鉴原》在内的十几种化学书，在编译时创造了众多的新元素的汉字名称，今天化学元素的造字方法是他开创的。徐寿在安庆时和华蘅芳一起设计出了由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蒸汽机推动的汽船。徐寿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很快掌握了近代技术工艺。他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作时，曾指导船炮枪弹制作，并自制镪水、硝棉、雷汞、炸药等。他把译书和实验结合起来，因而负有盛名。徐寿的儿子徐建寅也是一位科学家，编译过一些西方科学著作，在年增补了《谈天》一书。年，徐建寅在武汉试验无烟火药时因火药爆炸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洋务运动中书馆和译馆中还有一部分通汉语的外国人编译了一些科学书，英国医生合信年编著的《博物新编》是较早的一本。一些外国人办的学校也组织编译为中国学生用的教科书。从年到年间，共有部西方科学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总论和杂著部，天文气象部，数学部，理化部，博物部，地理部。这中间包括严复译的一系列名著。除了这些著作，年墨海书馆出版了《六合丛刊》，—年格致书院出版了《格致汇编》，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刊物。译馆、书馆的业务和印刷业的关系很密切。最初中国学者们编译的书籍大都由外国人开设的印刷厂印刷。后来学校的发展对教科书的需求量增大，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

第二件事是开办学校。在未废科举之前，洋务派已开始办新式的学校。以上书馆中多附设各门课程，所以书馆也是最初的学馆。在办洋务和开学馆的同时，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各地开办了几所军事学堂，其中著名的有年开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学堂、年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年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年开办的广州水师学堂等。军事学堂的兴办是因为中国对军事落后的感受最深，所有屈辱性的条约都是在无法取胜的条件下签订的城下之盟。除了军事学堂以外，和李鸿章一起操办洋务的大官僚盛宣怀于年奏请清廷批准设立了天津中西学堂，年又在上海创立南洋公学，这个公学包括师范学堂、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经费来自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宣布了洋务运动的失败，此后，维新思潮卷起，社会上要求学制革命的呼声日高。年戊戌变法期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朝廷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这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也是没有被废除的变法成果之一。年，有名的实业家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中国人所办的较早的师范专门学校。但是，一直到年，清廷才明令取消科举制度，正式颁行新学制。此时，全国各县、府和省才开始把旧式学堂改为新式学堂和学校。可想而知，新学校的大多数教员仍是旧学堂的先生，清朝规定的教学内容中仍有不少陈腐的内容。与当时西方国家宗教组织和资本势力在中国兴办学校的热情相比，清朝统治者还略逊一筹。办学不力和迟迟不废科举表明，清廷掌有实权的统治者在关系民族发展前途的教育问题上目光短浅。

第三件事是派遣留学生。清初的康熙时代，西方传教士便带中国学生去欧洲学习，但这些人回来后，由于清朝并不重视西学，没有多大影响。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人在中国办起了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在这类学校中读书的一些中国学生也开始到欧美国家读大学。其中大概以年去美国的容闳（～）和赴英的黄宽等为最早。黄宽学成后回来在武汉行医。容闳在耶鲁大学学习了年，目睹美国科学技术的先进，深感中国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回国后他致力于推动留学事业，企图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在当时，留学事业只能依靠朝廷的支持，所以他不得不周旋于权贵之间。他曾经去南京给太平天国的主政王洪仁王干提过建议，还做过曾国藩的帮办，替曾国藩从美国买回了不少机器，深受这位朝廷重臣的信任。年，朝廷接受容闳的建议，从年起，每年派个少年学生到美国留学，共派期，人，这便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根据李鸿章当时给总理衙门致函提出的留学生条件，除了聪颖之外，还需“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在留学生派出之后，由于朝中掌权的大臣害怕这些学生沾染上西方的所谓“不良”风气，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而“数典忘祖”，他们在年被撤回国内。在这些学生中有人取得了毕业证，其中一个是后来因建造中国的铁路而大名鼎鼎的詹天佑（～）。还有人学成后未归，留在美国生活。显然，归国学生中大多数人是学而未成、中途而返的。朝廷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进退两难，因为美国人的教育方式不符合清朝的礼仪和思想标准，培养出来的并不是专制王朝需要的理想人物，但半途而废却是一种财政上的浪费。当然，用在这方面的经费和对列强的巨额赔款以及宫廷的费用相比，倒是不值一提的。况且，归国学生中尽管大多数人学业未成，但已经先睹外邦为快，有了相当的新见识，基本上熟练地掌握了英语，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

除送幼童赴美留学外，从年开始，在洋务运动的高潮中，清廷从福建、天津等地的洋务学堂和机关中派出一批青年到英、法、德等国去学习军工、造船和驾驶技术。严复（～）便是此时派到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的。他于年回国，次年当了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和校长。他的同学中有丁汝昌（～）、方伯谦、萨镇冰（～）、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等，都成了北洋水师的将领。

洋务运动是以这批留过学的将军们统率的北洋舰队的覆灭而宣告失败的。在此之后，国内的秀才们开始了一场谋求全面社会改革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失败得更加迅速和彻底。戊戌变法后，在列强压境和西学日盛的社会风气压力下，清廷当政的实权派也想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持风雨飘摇的统治，又接着向国外派出了名官费留学生。尤其是在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廷在首都被攻破的耻辱刺激下，更想把派遣留学生作为自强之道，在～年间大批向外派遣留学生，人数达万人以上，其中派到日本的有多人。

从清末形成留学生制度起，中国人开始主动地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中国人视已为天朝、视外国为夷的时代结束了。中国人尊师重道，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多是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国人到外邦学习的数量不多。但留学生制度开始后情况反了过来，说明中国人已认识到外国人有长处。中国人的目光终于不再完全注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而开始注视外部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了。中国毕竟从古代社会的封闭状况中走出来了。中国人办的各类学校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各类学校中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废了科举考试后逐步摆脱了读经的困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直接走出了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方式显然比通过翻译性的学习更加有效，而且同时也造就了大批西方学术的翻译队伍。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大大受到了这批留学人员的影响。

为了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外国人在中国兴办了一批学校。他们甚至在办学方面比洋务派更积极。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年，英国新教牧师马礼逊（～）乘鸦片贩子的船来到了广州，在这里充当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的译员，并同时传教、行医。他在传教时向中国人介绍了《圣经》的内容，这也曾影响了当时的厂东落第书生洪秀全。马礼逊死后在广州和香港的英国商人及传教士捐款成立马礼逊教育会，设置奖学金吸引中国学生入校学习，所学内容为中文和英文、圣经、数学、地理学等，成绩好的还被保送到欧美去留学。此后，欧洲传教士——新教（宗教改革后和罗马教会分裂的各国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都开始在中国兴办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