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先哲们为了说明中庸的实用意义只是从人们做事的一个方面对人

其实，先哲们为了说明中庸的实用意义，只是从人们做事的一个方面对人的具体行为做出评判，并不是就事物全面发展的方向而言。由此可知，后人以为：中庸就是向着一个中点趋进，实为机械主义的理解。过激，只是指人们在所认识到的这个方向上走得很远，超过了时空的边界，于是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而不及，是指人们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入，没有达到事物发展的现实阶段。其实质是，他们都没有把握到事物的全貌，没有认识事物的必然发展规律。这是在一条路径上的踯躅，而不是对事物的全面把握。

通常的认识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没有中间地带存在。因此，在一些问题或原则的取舍上，就要求人们做出是支持或是反对的“旗帜鲜明的”抉择。正如所谓的非左即右，不允许有任何别的选择余地。而这正是一种“过激”行为，不符合“中”的原则要求。因为不论是“左”或是“右”，都是统一在一个具体的系统，没有“左”也就没有右，“左”是错误的，“右”也同样是谬误。从人类的认识发展来说，很多时候，人总是突破既定的局限，进入另一个局限，因而没有完全的正确，也没有彻底的错误，而是正确与错误的交织共生。

于是，机会主义者奉行折中，而自以为高明。其实最终陷入无所突围的死胡同，其主张谁也不能接受，致使灰头土脸，虽然意在两面讨好，实则不能左右逢源，谁都不予认同，受到来自双方的攻击，被讥为“摇摆分子”，被定名为“两面派”。

其实，对立的双方，都是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上对同一事物的某一个侧面认识，但是，把双方的立场相加，仍然不是事物属性的全面的阐述。而中庸，就是全面。

所谓中，本质就是包容，具体地运用，就是中和各个方面的见解，寻求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庄子在《齐物论》中说“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即行得通的方法或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策略叫庸。只有行得通，才能取得成就。

中庸就是对事物的全面把握，是包容对立双方的认识在内的对全局发展的全面认识，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各方面认识的中和。

师旷之聪

师旷，晋国音乐大师，学识渊博，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师旷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晋悼、平年间，山西洪洞人。《洪洞县志》说：“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传说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因为认识到“技之不精，由于多心；心之不一，由于多视”的道理，就用艾叶熏瞎了眼睛，专心音律，最终成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庄子·齐物论》中说：师旷“甚知音律”，史称“乐圣”。师旷琴艺高超，又深通音律感应的哲理，赢得晋君信任，国事有疑，垂询咨问。因而师旷也就参与了晋国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事务。韩非说，师旷“迹虽隐于乐官，而实参国议”。

《荀子·大略篇》中说：“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言治者予三王。”

春秋时期，人们对乐律十分重视，怀有神秘的敬畏色彩，备受推崇。因而留下了很多师旷奏乐的神异故事。

传说师旷弹琴，“玉羊、白鹊翱翔”。古人以玉羊、白鹊为“玉音协和，声教昌明”的祥瑞。师旷曾为晋平公弹奏“清微”，“有玄鹤列队翔集”“延领而鸣，舒翼而舞”；又奏“清角”，遂有玄云汇集起，风雨骤至，“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令人惊心动魄。

《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这一年，齐国举兵进攻鲁国，晋、鲁结盟，会合诸侯援鲁伐齐。晋平公对战争前景怀有疑虑，师旷说：“天空中的飞鸟鸣叫声，充满欢乐，表明齐国军队已经远远撤离了。”晋平公犹疑之际，派出的侦探回来报告说：齐军早已逃跑了。

同年，楚国发兵攻打郑国。当时，楚国强大而郑国弱小，形势严峻，晋国在外交上面临难以决断的问题。晋平公召来师旷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