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变法

韩昭侯走上这条路，比起当时其他几个大国来，还是晚了很多年，但即使这样，也是被逼的，当时的韩国，已经到了不变法不行的地步。不但秦楚这样的大国，对韩国的欺负变本加厉，就连传统弱国宋国，竟然也加入欺负韩国的行列来，夺取了韩国的黄池地区。眼看再不变法，就是灭顶之灾，韩昭侯也就下定了决心：变！

战国早期的变法，基本模式都是一致：统治者下定了决心，然后找个靠谱的改革家。韩昭侯找到的人物，就是申不害。公元前354年，韩昭侯正式任命申不害为相，变法图强。

申不害，号称申子，新郑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与商鞅、李悝、吴起齐名的顶级改革家。他的著作《申子》，更是法家思想上有着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代表著作。而且以《史记》的说法，这位奇人原先出身于道家学派，后来却成了法家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更是兼有道家和法家两者的精髓，因此自成一派，思想十分鲜明。而在获得韩昭侯重任后，一直锐意变法的申不害，也终于找到了大展拳脚的战场。

即使对于今天来说，申不害的一大别号，依然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法术士。其中的“法”，就是强调立法法制，即有完备的法律，确保变法的胜利进行。其中的术，则是指实现的手段，即用灵活的手腕，确保法的实行。这种手段与思想结合的理念，对于后来王安石、张居正等变法家，也是影响深远。

而放在当时，申不害的变法，首先也是从法律的修订和确立开始的。以申不害自己的话说：“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也就是说国君行使权力，就好比用秤称重一样，法律就是秤，有了法律才能驾驭群臣。完备的立法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在这样的理念下，韩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修法运动，韩国的法令完备，哪怕比起商鞅变法来，也是毫不逊色的。

然而更可贵的是，除了立法完备，申不害更强调有法必依，法律重的不是条文，相反正是执行力。哪怕是国君，也不能凭借着自己的个人好恶玩弄法律条文，有法律就必须遵守，即使国君也不能违法。所谓“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翻译成白话，就是事实依据，法律准绳。在申不害看来，一个国家守不守法，正是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申不害的这几条思想，首先强调的，就是对国君权力的限制，这样的思想放在战国时期，可以说大逆不道。但为什么韩昭侯对于申不害，却是百分百地支持呢？因为在这些关于法律的坚决规定背后，更隐藏着申不害一个最讨国君欢心的思想：“术”。

所谓“术”，以堂皇的理由解释，就是实现法治的方式，但具体到申不害的思想上，其实就是指一件事：国君的专制独断。

强调法治的申不害，同时又是君主专制的绝对倡导者，在他的眼里，只有实现了国君的绝对权力，不受任何人干涉的绝对话语权，才有可能实现他理想中真正意义的法治。这个思想在他的《申子》中，被称为“独断”。也就是国君的威权，不受任何外力的挑战。所谓“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正是申不害一直在努力宣扬的“术”。

这样的思想，作为国君，谁都会百分百地欢迎。而更让韩昭侯感到高兴的，却是申不害的“术”，绝非一个空洞的宣言，相反更有实现这话语权的靠谱方式。

在申不害看来，一个国君想要说一不二，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在政治争斗中，时刻立于不败之地，归根结底，只要做好一件事：“无为”。

然而这个思想，才是申不害的变法思想中，最有别于其他任何一国的妙笔。列国的变法主张，都在为加强国君的话语权而努力，例如当时的两大强国齐国和秦国，都在以加强国君权威和职责的方式，来强化对变法的坚持，申不害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来，只有无为的国君，才是大有为的君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申不害解释说，一个国君最失败的地方，不是让大臣们觉得他很笨，相反恰恰是让大臣们觉得他很聪明。如果大臣们感到自己的国君常年明察秋毫，那么他们的第一反应，就会挖空心思继续欺骗国君。只有国君摆出一副无为的面孔来，才能卸掉大臣们心头上的包袱，大臣们猜测不透国君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才会真正老老实实地为国君工作。而且和别家变法派不同的是，在“无为”这条上，申不害也确立了分工原则：每个官职都有自己的职责分内所在，大家各司其职，国君的工作不是要代替这些官员们干活，而是监督好他们，不让他们犯错误，这样整个国家的效率，才能够真正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