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先哲们为了说明中庸的实用意义，只是从人们做事的一个方面对人的具体行为做出评判，并不是就事物全面发展的方向而言。由此可知，后人以为：中庸就是向着一个中点趋进，实为机械主义的理解。过激，只是指人们在所认识到的这个方向上走得很远，超过了时空的边界，于是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而不及，是指人们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入，没有达到事物发展的现实阶段。其实质是，他们都没有把握到事物的全貌，没有认识事物的必然发展规律。这是在一条路径上的踯躅，而不是对事物的全面把握。

通常的认识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没有中间地带存在。因此，在一些问题或原则的取舍上，就要求人们做出是支持或是反对的“旗帜鲜明的”抉择。正如所谓的非左即右，不允许有任何别的选择余地。而这正是一种“过激”行为，不符合“中”的原则要求。因为不论是“左”或是“右”，都是统一在一个具体的系统，没有“左”也就没有右，“左”是错误的，“右”也同样是谬误。从人类的认识发展来说，很多时候，人总是突破既定的局限，进入另一个局限，因而没有完全的正确，也没有彻底的错误，而是正确与错误的交织共生。

于是，机会主义者奉行折中，而自以为高明。其实最终陷入无所突围的死胡同，其主张谁也不能接受，致使灰头土脸，虽然意在两面讨好，实则不能左右逢源，谁都不予认同，受到来自双方的攻击，被讥为“摇摆分子”，被定名为“两面派”。

其实，对立的双方，都是在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上对同一事物的某一个侧面认识，但是，把双方的立场相加，仍然不是事物属性的全面的阐述。而中庸，就是全面。

所谓中，本质就是包容，具体地运用，就是中和各个方面的见解，寻求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庄子在《齐物论》中说“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即行得通的方法或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策略叫庸。只有行得通，才能取得成就。

中庸就是对事物的全面把握，是包容对立双方的认识在内的对全局发展的全面认识，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各方面认识的中和。

师旷之聪

师旷，晋国音乐大师，学识渊博，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师旷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晋悼、平年间，山西洪洞人。《洪洞县志》说：“师旷之聪，天下之至聪也。”传说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因为认识到“技之不精，由于多心；心之不一，由于多视”的道理，就用艾叶熏瞎了眼睛，专心音律，最终成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庄子·齐物论》中说：师旷“甚知音律”，史称“乐圣”。师旷琴艺高超，又深通音律感应的哲理，赢得晋君信任，国事有疑，垂询咨问。因而师旷也就参与了晋国内政、外交、军事等一系列事务。韩非说，师旷“迹虽隐于乐官，而实参国议”。

《荀子·大略篇》中说：“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言治者予三王。”

春秋时期，人们对乐律十分重视，怀有神秘的敬畏色彩，备受推崇。因而留下了很多师旷奏乐的神异故事。

传说师旷弹琴，“玉羊、白鹊翱翔”。古人以玉羊、白鹊为“玉音协和，声教昌明”的祥瑞。师旷曾为晋平公弹奏“清微”，“有玄鹤列队翔集”“延领而鸣，舒翼而舞”；又奏“清角”，遂有玄云汇集起，风雨骤至，“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令人惊心动魄。

《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这一年，齐国举兵进攻鲁国，晋、鲁结盟，会合诸侯援鲁伐齐。晋平公对战争前景怀有疑虑，师旷说：“天空中的飞鸟鸣叫声，充满欢乐，表明齐国军队已经远远撤离了。”晋平公犹疑之际，派出的侦探回来报告说：齐军早已逃跑了。

同年，楚国发兵攻打郑国。当时，楚国强大而郑国弱小，形势严峻，晋国在外交上面临难以决断的问题。晋平公召来师旷询问。